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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堅守或轉型，成為珠海本地13家融資擔保公司不得不面對的一道選擇題。

2012年，廣東民營融資擔保公司龍頭“華鼎”公司涉嫌騙取貸款的事件爆發，對整個行業的信譽造成了較大的影響。記者連日采訪獲悉，由于整體行業規模小，珠海融資擔保行業仍屬經營風險整體可控范圍，但13家擁有經營許可證的公司也感嘆“冬天還沒有走”，這與“華鼎”事件不無關系。

對于融資擔保這樣一個靠“信用”吃飯、又是民營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在實體經濟不斷調整的周期內，究竟該怎樣重塑整體信用、改變被銀行“斷糧”的局面，至今都是挑戰。而對企業而言，究竟是堅守融資擔保的主業，還是轉型風險更小、收益更低的工程保函等非融資擔保領域，也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因似乎兩條道路都充滿“荊棘”。

完善風險補償機制

■建言培育龍頭企業

完善風險補償機制

業內謹慎風險可控但整體盈利水平偏低

基于“看好這個行業”的判斷，楊群英告別16年的國有大行從業生涯，在2012年選擇加盟快易好融資擔保公司并成為負責人。不料當年廣東規模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華鼎融資擔保騙貸事發引整體行業劇烈震蕩，銀擔合作收緊，再加上去年下半年開始“錢荒”來襲，實體宏觀經濟調整周期超出預期，本地中小微企業經營一定程度受到沖擊，身處其中的珠海擔保業步履躊躇，“這個行業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冬天。”楊群英說。

作為中小微企業的重要融資增信平臺，擔保業看似微小實則難以忽略。“它的作用就是扶持成長期的初創企業。假如擔保企業都無法生存了，很多小微企業也難以活下去。”楊群英說。由于初創企業有較多“瑕疵”，很多無法面向銀行直接貸款融資，融資擔保公司的增信介入，接受專利、商標、物業經營權等相對寬泛的反擔保條件，使得這部分受制于資金瓶頸的企業，獲得生存喘息乃至成長為大樹的機會。

無法克服“高風險低收益”的天生屬性，珠海的融資擔保業首選了“控制風險”的謹慎做法，結果便是“經營風險可控，但資本利潤率低、整體盈利水平偏低”。據市金融工作局信息，截至2013年年末，全市13家融資性擔保公司年末在保余額22.34億元，比上年末減少0.21億元，同比下降0.9%；13家公司全部凈利潤僅1670萬元。

珠海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總經理尹華彪總結，“業務放大倍數低于3倍、代償率高于1.5%，擔保公司不可能賺到錢。”而珠海融資性擔保的放大倍數僅僅為1倍，對比全省平均水平接近3倍。

“這個行業做的是100-1＝0的特殊減法。”楊群英說，一個擔保公司作了100個融資擔保業務，只要出了一件較大宗的代償，就可能會讓前面所有業務的收益劃為零。對于去年擔保公司的極度“謹慎”，有業內人士點破“有的公司所謂業務開展不起來，其實也在于把握不住風險，索性不做。”

兩難抉擇堅守主業還是轉型非融資業務？

自“華鼎”事件爆發后，盡管外地陸續傳出融資擔保公司退出消息，但珠海13家融資擔保公司的數量始終穩定。市金融工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任何本地公司主動退出經營許可證的申請。但是在堅守的背后，業內企業對發展路徑的抉擇仍顯艱難：究竟是堅守融資擔保主業，還是轉型發展工程保函、訴訟保函等風險更小的非融資業務？然而，兩條路似乎都充滿荊棘。

“退潮之后才能看清誰是裸泳者。”尹華彪分析，融資擔保業從去年真正進入寒冬并持續至今，在于前幾年形勢大好，把行業內所有不良的操作行為全部掩蓋。當去年實體經濟出現顯著調整時，小微企業資金鏈斷裂，個別公司冒進做法的后果開始顯現。“其實這段時間內真正規范做融資擔保主業的，沒誰倒掉。出問題的都是涉及‘資金非法拆借’的公司”。

但正是個別公司傷及整個行業信用的做法，導致民營身份居多的融資擔保公司，在面對銀、擔合作謹慎、甚至部分銀行采取大幅壓降銀擔合作規模的簡單應對做法時，嚴重缺乏話語權。省內部分銀行機構受信貸政策收縮的影響，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逐步壓縮合作規模，而2012年的“華鼎”事件風讓全行業“雪上加霜”，珠海本地機構亦不例外。

以珠海成立最早的融資擔保機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為例，堅持融資擔保主業，去年融資擔保額約為7.7億元，幾乎成為本地融資擔保業的“寡頭”，但同樣需直面獲得銀行授信艱難的事實。“現在一般民營擔保公司已很難從四大行和交行獲得授信。”尹華彪直言。

據悉，有銀行規定只與國資成分占30%以上的擔保公司合作，直接將本地除鏵創外的幾乎所有擔保公司拒之門外。而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公司因為具有本地多家國企聯合持有的約13%股份，仍能獲得地方股份制銀行授信，但總額度仍較有限。

此外，本地30多家銀行聚集珠海展開激烈競爭，無意中也成為融資擔保公司的競爭者。“以前一些業務可以經過擔保公司，現在銀行有的自己就直接做了。”有業內人士表示。

轉型障礙本地機構難以參與本地工程擔保業務

在銀擔合作持續收緊狀態下，從去年開始，楊群英帶領快易好重點發展訴訟保函業務。相比融資擔保所收通常3%的擔保費，訴訟保函只有1%-2%的水平，但是“風險相對較低。”與諸多同行一樣，她也看好向低風險工程保函的轉型空間。市信用擔保協會提供數據顯示，僅2012年珠海業主支付、履約和工資支付三類工程保函金額超過33.75億元，預計本地工程擔保業務收入可達億元以上。但另一方面，珠海的工程擔保業務市場自2006年以來基本被深圳、廣州周邊城市擔保機構壟斷經營。

為解決本地擔保業業務單一、利潤面窄的問題，市信用擔保協會早于兩年前專門展開建設工程擔保情況的調研。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珠海每年的工程擔保業務量，相當于全市所有擔保機構一年的業務總和，但本地機構除珠海鏵創擔保公司經市住建局認可唯一可在華發集團內部關聯工程合同中直接開具保函外，其他基本很難參與其中。

他分析，主要原因在于2006年頒布并執行至今的珠海建設工程擔保制度相關文件，明文規定擔保機構不能直接開具工程保函，只有銀行機構可以開具。同時周邊地區銀行機構對工程業務收取保證金只有5%甚至不收保證金，相對珠海銀行機構條件門檻較低，因此工程業主和承建商都選擇外地銀行、擔保機構合作。

為此，該協會近年不斷呼吁，為珠海提供建設工程保函的擔保機構，應是在本市注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銀行、融資性擔保機構，實行擔保機構備案準入制度，并成立工程擔保專委會，加強工程擔保信用體系建設。但呼吁至今未能推進實質工作。

據了解，目前本地只有橫琴村鎮銀行等極少數銀行開展較多工程保函業務。楊群英曾積極與本地銀行接觸，發現“很多都不感興趣。”愿意與其合作保函業務的一家股份制銀行，業務流程需要2-3個月，“基本上沒客戶愿等那么長時間。”外地擔保機構在工程保函業務方面具有“收費低、速度快”的競爭優勢，不可小覷。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政策性扶持是行業規范長久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撐。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融資性擔保機構多數為政府背景，政府財政資金成為信用擔保制度的重要支柱。

與周邊城市相比，珠海采取政府、銀行、擔保機構和企業“四位一體”合作融資模式，并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有效緩解了本市部分中小微企業的資金壓力，開辟了方便快捷的融資通道，同時為擔保公司尋找了長久的“用武之道”。

但如何從制度安排上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融資擔保機構風險補償機制，以宏觀調控和監管手段促進大中型擔保機構的發展，利用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契機，借助再擔保機構的力量，形成體系化的擔保模式，珠海仍有探索空間。

尹華彪認為，針對個體小微企業“撒胡椒面”式的扶持難以形成聚集效應，珠海應重點扶持1、2家擔保企業，從而產生資本放大與乘數效應。同時，他建議，針對擔保業代償風險滯后的特殊性，在所得稅收上給予一定“區別性待遇”，并加強對融資性擔保機構利用自有資金開展投資業務的監管。